近日，投资48.5亿元的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新院区投入使用，新增床位3000床。郑大一附院床位总数突破了一万张，再次卫冕“全球最大医院”的宝座。三甲医院的迅速扩张也再次引发了医疗界人士的讨论。

　　事实上，近期进行扩张的并非只有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这一家，新建或正筹建的还有深圳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、上海二军大长征医院浦东新院、宁波第二医院在慈溪杭州湾开设分院等等。据中国卫生统计年鉴，800张床位以上的大型公立医院 数量从2010年的707家迅速增长至2012年的1032家;民营医院普遍规模 较小，2012年800张床位以上的仅27家。

　　政策：卫计委明令禁止过快扩张

　　早前，国家卫计委 就曾下发紧急通知，控制公立医院规模过快扩张。通知要求，各地暂停审批公立医院新增床位，同时对辖区内公立医院床位规模和建设项目进行一次全面排查，对严重超出规定床位数标准、未经批准开展项目建设、擅自扩大建设规模和提高建设标准的公立医院，要进行通报批评，暂停大型医用设备配置许可、等级评审和财政资金安排，同时要追究主要负责人责任。

　　实际上，控制公立医院规模，并不是什么新要求，多年来一直都在讲。2009年3月，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》出台，明确要求“严格控制公立医院建设规模、标准和贷款行为”。2011年，国务院办公厅又连发两份文件，明确要求控制公立医院规模。

　　到了2014年，规定更加严格具体，国卫体改发《关于印发推进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的意见》指出，“严格控制县级公立医院床位规模和建设标准，严禁举债建设和举债购置大型医疗设备。对超规模、超标准和举债建设的地方和机构，严肃追究政府和医疗机构负责人的相关责任”。然而，为什么三甲医院 扩张的势头仍然难以控制呢?

　　思考：卫计委要求为何被无视?

　　医院创收的利益驱动

　　长期以来，在政府投入严重不足的情况下，公立医院都是靠自我创收谋生。目前，医院的收入来源主要有三条：一是劳务技术收费，二是检查化验收费，三是药品和耗材加成。所以，医院病人越多，设备越先进，创收就越多。在利益的驱动下，医院很难抑制住扩张的冲动。

　　医疗资源的分布不均

　　我们的医疗资源80%在城市，其中又有80%在三甲医院。不论是乡村卫生室还是城市的社区医疗中心，他们的软实力与已有的硬件设施是不协调、不相称的。老百姓不放心到基层医疗机构看病，认为基层医疗机构满足不了他们不断增长的服务需求，所以仍然舍近求远，往大城市走，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三甲医院的扩张冲动。

　　被歪曲的院长政绩观

　　院长是由卫生行政部门任命的，在任期内有考核，考核中会考虑医院的一些硬性指标，比如床位数、技术的先进程度等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公立医院院长必然会有扩张医院促发展的冲动，制造“政绩”，以利于自己的发展。

　　担忧：三甲越做越大，后患不容小觑

　　“强基层”前功尽弃

　　三甲医院扩张，人手从哪来?无非这几个途径：医学毕业生、本院人员调派、招收社会医务人员。由于各种因素，国内医学生从医的比率非常低，有媒体就报道过，一年60多万的医学生，只有10万从事医学相关工作。所以医学生只能占一定比例，本院人手也只能选派一小部分作为核心，其他大部分人员需要通过各种途径到社会上招录，于是，基层的业务主力纷纷被虹吸到三甲医院。基层医疗机构人才都留不住，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发展!

　　刺激过度医疗

　　一些地方政府财政难以支付，或转由医院解决，靠山吃山，医院也只能从医疗收费上下功夫。因为药品实行了零差率，医院只有在拼设备上下功夫，大量购置高精尖设备，鼓励多检查、重复检查。在工资不能减少必须保障的情况下，还要偿还债务，必须依靠增加收入。这路子只有两条，一是增加服务数量，办法是把不该收住的门诊患者转成住院，既可以使次均住院费用增长减缓，也可以多增加收入，另一方面采取不当激励鼓励多开检查单，既加重患者负担，又浪费医疗保险基金。

　　服务质量下降

　　野蛮扩张势必要求医院短时间内补充大量非熟练技术人员，而这些紧急招进的医务人员功底往往不扎实，难以满足医疗服务需求，必然出现医疗质量下降，进一步加剧医患矛盾。加之医院管理者本身能力不济或难以适应大量患者的涌入，给医院运行造成巨大困难。

　　公立医院的扩张表面上增加了顶层资源的份额，使民众有可能获得相对多的优质医疗资源，实际上却加剧了医院的两极分化。倘若全国各地这些“名院”“大院”不断做大做强，诸多的中小医院只能在改革洪流中苦苦挣扎，日渐萎缩。更多的患者也被动地涌向大医院，大医院越扩张但床位却越紧张就会成为一个恶性循环。如何才能有效治疗三甲医院的“扩张病”，着实考验着我们每一位当权者的智慧。